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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郑桐说：“顺几套餐具就得啦，你丫还惦记上椅子了？”

    一个中年男服务员走过来：“几位小同志，我们如果有服务不周到的地方，请多提宝贵意见。”

    袁军若无其事地说：“没意见，就是刚才那位女服务员太粗心，少摆了一套餐具。”

    男服务员转身去拿餐具了。

    郑桐小声地骂袁军：“你丫真是贼不走空，每次来都顺人家东西，上次把人家桌牌都顺走了。”

    “哥们儿喜欢新侨，想留点儿纪念品，怎么啦？”

    桌上的菜已经上满，钟跃民等人开始你争我抢，狼吞虎咽起来。

    钟跃民嘴里塞满了食物，口齿不清地问：“袁军，照这么吃，咱们还够吃几顿？你还有钱吗？”

    袁军回答：“还够吃几顿的，那天我和郑桐去委托行卖东西，差点儿让人家把我们扣下。郑桐这孙子挂相，一看就不像好人，我好说歹说，还拿出户口本，人家才没把我们当贼抓起来。”

    郑桐说：“委托行那老东西真孙子，一对明代官窑瓷瓶，才给我们50块钱。袁军丫整个儿一农民，一听就乐得找不着北了，紧接着高呼毛**万岁，我心说，毛**要是知道你偷家里的东西卖，非抽你丫的。”

    正说着，灯突然灭了，餐厅里一片黑暗。这是常事，这两年城市供电不足，经常停电。

    袁军等人鼓噪起来：“怎么回事？没电啦？哎哟，我的嘴呢？我把面包塞鼻子里去啦……”

    男服务员在黑暗中喊：“同志们不要乱，是例行停电，我们饭店有备用电源，马上可以恢复供电，请耐心等一下。”

    郑桐起哄地大喊：“退钱，退钱，我们不吃了。”

    二毛子也乱嚷道：“跃民，咱找他们经理说理去，吃着好好的给咱断电，这不是扫哥儿几个的兴吗？跃民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咦，郑桐，跃民哪儿去啦？”

    灯终于亮了，餐厅经理正在挨个桌子道歉。

    袁军、郑桐、二毛子等人突然发现钟跃民刚才坐过的地方空空如也，连椅子都没了。

    郑桐惊讶地睁大眼睛小声说：“我操，这孙子真把椅子给顺跑啦……”

    袁军反应极快，他把刀叉一扔说了句：“哥儿几个，快撤，一会儿人家发现了，找咱们要椅子，钟跃民这孙子……”

    袁军等人仓皇逃出餐厅。

    月坛公园的一片空地上，杜卫东从容地抽着烟，他身后已聚集了一片黑压压的人群。还有人流在源源不断地涌进公园。一辆蒙着苫布的平板三轮车缓缓停下，有人迫不及待地掀开苫布，露出里面成捆的棍棒、长矛、柳条帽……

    在一棵粗大的槐树上，钟跃民端着一杆气枪，正坐在树杈上抽烟。另一棵大树上，坐着手持气枪的袁军。郑桐把碎砖一块块扔上树，袁军接住又一块块码在树杈上。

    郑桐不放心地喊：“你他妈码稳点儿，别掉下来砸着我，别还没打着人家，先让自己人给花了。”

    袁军笑着说：“一会儿打起来，哥们儿的大板砖哪人多就往哪儿招呼，我管他是谁。”

    杜卫东仰头向钟跃民喊：“跃民，你丫怎么上树啦？哥们儿还指着你冲锋陷阵呢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说：“卫东，我怎么觉着有点儿不对劲？地雷再怎么样也是我们中国人，我怎么帮着日本鬼子打中国人呢？那别人还不叫我汉奸？”

    杜卫东笑道：“你把我当成白求恩同志就得啦，哥们儿是国际主义战士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……”

    “去你大爷的，人家白求恩是加拿大人，你是他妈的日本鬼子，这能比吗？你算算，你们日本人干过好事儿没有？在明朝的时候就和我们中国犯葛，我们中国教你们这么多文化，可你们就是不走正道儿，好人不当就喜欢当海盗，趁我们中国人一不留神，抢点东西就跑，其实也就是抢个仨瓜俩枣，还以为占了多大便宜，我们都懒得搭理你们……”

    坐在另一棵树上的袁军听钟跃民一说也越想越生气：“操，他们日本人是挺孙子的，听我爹说，我们老家的房子就是他们烧的。杜卫东，我操你大爷，你丫凭什么烧我们家房子？跃民，我怎么越看丫越不顺眼，咱干脆先打杜卫东丫一顿得了。”

    杜卫东叫起屈来：“哥们儿，烧你们家房子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，是他妈的法西斯，我可是国际主义战士。再说了，这年头儿也不对呀，那会儿咱们都没出生呢。”

    “那有可能是你爸干的，或者是你爸的哥们儿干的。那会儿你爸总该出生了吧？正是当兵的年龄，他能闲着吗？没烧过房子也强奸过妇女吧？你们日本人就好这口儿，连母猪都不放过。反正这笔账得算在你头上，你说吧，两条道儿你挑一条，要么让我们捶你丫的一顿，算是我们参加抗日了，要么你掏钱请哥儿几个上老莫撮一顿，你挑吧。”钟跃民威胁道。

    “那么我还是请客吧，我算明白了，哥儿几个不就是想宰我吗，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？又是找明朝的后账又是说我爸强奸妇女，你们中国人也够孙子的，想宰谁就先诽谤谁。”杜卫东乐呵呵地说。

    一个青年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：“卫东，地雷他们来了。”

    杜卫东的神态凝重起来：“有多少人？”

    “恐怕也有百十号人。”

    “来了好，大伙儿抄家伙。”

    在公园门口，地雷带领他的人马浩浩荡荡地骑着自行车而来，他们将自行车往路旁一支，明晃晃的自行车顿时摆成一大片。他们纷纷从自行车的横梁上、身上挎的马桶包里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家伙，其中有两个青年居然手里拿着日本侵华时期的军用战刀，一时间，战刀抽出刀鞘的声音、利斧等器械摩擦的声音交织在一起。

    地雷穿着件国防绿棉军大衣，头戴羊剪绒皮帽，他神态自若地叼着烟，就像是来公园和女朋友约会，对将要爆发的大规模血腥械斗似乎没放在心里。他突然甩掉大衣一挥手，身后的百十号人顿时骚动起来，人群从公园的大门蜂拥而入。

    公园里面，杜卫东率手下也亮出家伙，一步一步迎上前来，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就要爆发了。

    这时，大门口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    正准备斗殴的两群人都停住了，同时把头转向大门，只见李援朝带着几个人骑车闯进公园，直接插到两群人中间。

    钟跃民叹了一口气，朝袁军喊道：“打不起来了，李援朝来啦。”

    袁军抱怨地说：“真他妈没劲，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。”说着，骂骂咧咧地滑下树。

    钟跃民向人群望去，只见李援朝向杜卫东和地雷说着什么，两人频频点头，两人握手，两群人纷纷收起手里的凶器。

    “李援朝这小子，哪次打架都充当说和的角色，我就没见过他正正经经地和谁打一架。走，过去看看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和袁军挤进人群，跟李援朝握了握手。

    “我一见你李援朝来就知道完啦，天大的架也打不起来了，真没劲。”

    李援朝笑着说：“跃民，你这个人怎么唯恐天下不乱呢？”

    李援朝还真有面子，经他一说和，地雷和杜卫东的对立情绪顿时化为乌有，立刻变得有说有笑。杜卫东热情地向地雷介绍钟跃民：“这是钟跃民，育英学校的。”

    地雷和钟跃民握了握手：“哥们儿，那天真对不住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以后有事你说话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客气道：“没事，这回认识了，以后都是朋友了。”

    李援朝四下看了看，今天来的人不少，外交部的，铁道部的，计委大院的。这些人难得聚到一起，今天李援朝赶来并不单纯是为了平息这场械斗，而是要借此机会跟各大院的头儿商量一件大事。

    杜卫东问道：“援朝，你刚才说有事要商量？你说吧，什么事？”

    李援朝说：“你们听说过小浑蛋吗？”

    一听“小浑蛋”三个字，大家都炸了。

    “最近刚听说，原先没这一号呀？我正要找他呢，前些日子我的一个朋友被小浑蛋插了，膀胱都被扎穿了，这小子手够黑的。”

    “这小子已经伤了十几个人了，听说见面连话都不说，出手就是一刀，专往要害地方捅。”

    “真他妈邪乎，没见过这么狠的人。”

    李援朝说：“他出手极快，自称是‘京城第一杀手’，我要找你们商量的就是这件事。”

    杜卫东问：“抓住他，废了他？”

    “对！”李援朝点点头，“不废了他，咱们早晚被他废了。这家伙真是疯了，他不是对着某个人，而是冲咱们‘老兵’来的，不管有仇没仇，出手就要杀人。到现在为止，没出人命是运气好，他的动机是杀人。”

    “抓住他怎么办，咱们总不能杀了他吧？闹出人命来事就大了。”地雷说。

    李援朝老谋深算地说：“这家伙一身血债，他要是被公安局抓住，恐怕也得判死刑，咱们当然不能蛮干，要干得有理。我准备先去公安局报案，而且主动要求协助公安机关捉拿他，公安局总不会拒绝吧？好，有了这话就好办，凭小浑蛋的性格，他绝不会束手就擒，只要他反抗，就干掉他，这是正当防卫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说：“逮他还不容易？下星期一《红色娘子军》该公演了，小浑蛋手里有票，他肯定会去，咱们就在剧场里收拾他。”

    “还有一个星期呢，也许就在这一星期里谁就丢了命。”李援朝说。

    “听说他最近老在展览馆、动物园一带活动，咱们多派点儿人去，把那一带监控起来。”杜卫东显得迫不及待。

    “千万别打草惊蛇，这件事一定要秘密进行。”李援朝叮嘱道。

    钟跃民家的客厅永远是高朋满座，通常客厅里总不少于七八个人，那是他一生中最悠闲的日子，时间多得难以打发，袁军和郑桐也是如此。这几天，钟跃民正兴奋着，周晓白把《基督山伯爵》这本极难找的书借给他一整个星期，这真是天大的面子，通常这样的书能借给你24小时就已经很够意思了。钟跃民把这本书仔仔细细看了两遍，于是有了资本，这会儿正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给袁军、郑桐等人讲《基督山伯爵》的故事，袁军等人听得发呆。

    “美茜蒂丝的儿子阿尔培认为基督山伯爵在背后诋毁了他父亲，使他的家族名誉蒙受了耻辱，于是决定在剧院里向基督山伯爵提出决斗。19世纪的法国贵族有个毛病，要把手套扔在对方脸上，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这种举动表示双重意思：一是挑战，二是侮辱。人家法国贵族比较文明，扔手套表示挑战，不像咱们这帮人，一不高兴大板砖就拍过去了……”

    袁军等听众大笑起来。

    “袁军，要是你在剧院里让人家把手套摔在脸上，你怎么办？”钟跃民问。

    “我一菜刀剁了丫的。”袁军凶相毕露地回答，一点儿也没觉得自己有失风度。

    “你们听听，什么话吗？流氓就是流氓，永远成不了贵族。你当人家基督山伯爵到剧院听歌剧还带着菜刀？像基督山这种身份的人要是让人把手套摔在脸上就太丢份儿了，他没等对方摔手套，就会主动把手套从阿尔培手里拉过来，彬彬有礼地说，‘我就算您的手套已经扔了，并且裹了一粒子弹送回给您，现在离开我吧，不然我就要召仆人来把您赶到门外去……’”

    郑桐打断他兴致勃勃的演讲：“没劲，你讲故事完全是照本宣科，语言是书本语言，你应该使用现在的语言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叹了口气道：“你们这帮人太没文化，稍微高雅点儿就接受不了，看来我只好把自己降低到扫盲班的标准。基督山伯爵是这么说的，‘孙子，你丫是不是活腻歪啦，跟谁叫板呢？你要不服咱就找个地方单练，使什么家伙随你挑，是菜刀是插子哥们儿都奉陪到底，谁要不敢去谁是孙子……’”

    听众们大笑起来。钟跃民卖起了关子不讲了。

    袁军迫不及待地说：“接着讲啊，基督山和阿尔培单练了没有？谁把谁收拾啦？”

    钟跃民摸摸肚子：“不行，我饿啦，早上就没吃饭，还真有点儿扛不住了。”

    袁军掏出5块钱拍在茶几上：“郑桐，你去买几斤包子。跃民，你接着讲。”

    郑桐动也不动：“你支使谁呢？不去。”

    袁军急了：“那你丫吃不吃？”

    “不吃，我还真不饿，看见吃的就烦。”

    袁军气急败坏地说：“那么你丫也别听，出门找个凉快地方待着去。”

    “你当我乐意听？我他妈烦着呢，好好地坐这儿歇会儿也不得安生。跃民，你别讲了，我听得快睡着了，特没劲。”郑桐分明是故意气袁军。

    钟跃民说：“得，我都给人讲烦了，我他妈有病？不讲啦，坚决不讲啦，再讲我就是孙子。”

    袁军愤愤然冲钟跃民去了：“真他妈没劲，一本破书，至于吗？”

    “破书，你给我找一本瞧瞧？你爸好歹还是当局长的，你们家带字的印刷品都算上，恐怕超不过10本，还得算上毛**语录和《毛**选集》的4本，再加上户口本和副食本，除去这些，你们家还剩几本书？”

    袁军不服气地说：“你也太挤对哥们儿了，我们家没书就对啦，现在是什么时代？知识越多越反动，越没文化越革命。郑桐他爸还是大学毕业呢，运动一来，第一个挨斗的就是他爸。”

    郑桐不爱听了，他随时都忘不了讥讽袁军和他那个大老粗的父亲，马上回嘴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袁军他爸特没劲，我爸挨斗时就他爸蹦得欢，腆着肚子在台上摆出一副老干部的架势，一讲话就哼啊哈的，让我爸只许老老实实，不许乱说乱动。当时还真把我给唬住了，心说，还是延安来的老干部有水平，话还没说呢，架势就出来了。没过两天，我从机关门口路过，看见造反派押着一队‘牛鬼蛇神’去干活。‘牛鬼蛇神’们排着队，扛着扫帚，嘴里还唱着《牛鬼蛇神之歌》，领唱的那位声音特洪亮，‘我是牛鬼蛇神，我是牛鬼蛇神，我有罪，我有罪……’哥们儿一听有点儿不对，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再一瞧，哎呦喂！是袁军他爸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等人大笑起来，袁军翻了脸：“郑桐，你丫挤对谁呢？有种咱们一对一单练。”

    郑桐也不示弱：“你唬谁呢？单练你未必是对手，不服咱试试……”

    袁军冲进厨房抄出菜刀，郑桐抄起一把椅子要砸袁军，同伴们一拥而上抱住两人。

    袁军挣扎着：“你们谁也别管，谁管我跟谁急。”

    客厅里大乱。

    钟跃民大叫：“哥儿几个，要单练出去练去，这他妈是我家……”

    周晓白和罗芸敲响钟跃民家的门时，客厅里正乱成一团，袁军举着菜刀要砍郑桐，谁劝也不听，郑桐也举着椅子不松手，随时准备自卫。钟跃民见劝说无效，勃然大怒，于是冲进厨房抄出根擀面杖，声称要把这两个人来疯的家伙打出去。

    周晓白是第一次来钟跃民家。第一次和男孩子打交道，她心里很有些惶惶然的感觉，那天在冰场上她想阻止钟跃民去打架，便扔下一句话，你要是非去以后就别理我。她本以为钟跃民会就范，谁知钟跃民连理也不理，扭头就走了。倒是周晓白发了半天愣，她奇怪，这家伙怎么敢把自己的话当成耳旁风？她心里气得要命，决定以后决不再理他，谁知一会儿钟跃民又回来了，他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对周晓白说：“那本书你什么时候给我？”

    周晓白不由自主地回答：“明天。”说完以后她更生气了，心里暗骂自己没出息。回家以后周晓白还在奇怪，钟跃民这浑蛋用了什么法术使她像中了邪似的？

    钟跃民的确老谋深算，周晓白把书借给了他，算是上了他的套，想不理他都不行了。昨天周晓白给钟跃民打电话要他还书，钟跃民竟颐指气使地让她来取，好像是周晓白求他似的，气得她差点儿摔了电话。她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，钟跃民这个浑蛋好像漫不经心地就把事情的性质给变了，明明是他求别人的事，结果倒成了别人上赶着来找他。

    周晓白和罗芸的到来，使客厅里的气氛缓和下来，刚才还要动刀子玩命的决斗双方也没了脾气，好在袁军和郑桐经常发生这类冲突，他们已经习惯了，不到5分钟他们就从敌人又变成了哥们儿。

    钟跃民找出一些唱片，挑出一张柴可夫斯基钢琴曲《六月·船歌》的密纹唱片放在电唱机上。袁军发财后曾买过一箱红葡萄酒，一直放在钟跃民家，于是也被找出来启瓶，倒进一个个高脚杯，钟跃民殷勤地把酒杯递给两个姑娘。周晓白接过高脚杯瞪了钟跃民一眼，心中那股怨气在慢慢消退。她突然又觉得这家伙还不招人讨厌。谁知刚消了气，钟跃民又说了句不合时宜的话：“约翰·施特劳斯有首圆舞曲，叫《美酒、女人与歌》，咱今天可都全了。”

    周晓白一听又翻了脸，她把酒杯一放：“钟跃民，你这狗嘴里就说不出好话，你把我们当什么了？”

    钟跃民自知失言：“哎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说走嘴了，欠抽，久抽。”

    袁军说：“晓白，抽这孙子。”

    罗芸笑道：“我发现钟跃民的嘴是挺欠的，抽他一顿一点儿也不为过。”

    《六月·船歌》的旋律从音箱中传出，轻柔地弥散在空气中，周晓白很快就沉浸在优美的音乐中。

    她很久没听过这么美的音乐了。她的母亲是个古典音乐爱好者，家里也收藏了很多唱片，都是精品，周晓白记得光是《天鹅湖》的全剧音乐就有4种不同的版本，而贝多芬的《第九交响曲》则有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演奏的精品版、哈恰图良指挥的莫斯科国立交响乐团的版本。她小时候，母亲常常放各种古典音乐给她听，母亲的一句话她永远也忘不了：音乐和诗歌是从高尚的心灵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。那时周晓白的功课很紧，很少有时间仔细欣赏音乐，也弄不懂那些音乐大师生活的时代背景，但她能够感觉到古典音乐的美妙。每当母亲放肖邦的夜曲时，她都能感到一种温馨的宁静，犹如置身于温暖的海洋中。母亲告诉她：“这是用音符组成的诗，要欣赏肖邦的音乐，就必须具备诗人的情怀。”周晓白当中将的父亲却不大喜欢这些音乐，将其一概斥之为靡靡之音。他早就看这些唱片不顺眼，1966年“破四旧”一开始，老头儿就命令警卫员把唱片全砸了，连一张都没剩下。晓白的母亲回家后痛哭了一场，迫于当时的形势，母亲也没敢和父亲大吵大闹。因为整个社会已经陷入一片****之中，别说砸几张唱片，连火葬场的死人都烧不过来。母亲沉默了。从此周晓白再也没听过古典音乐。

    钟跃民见周晓白目光迷离，神情忧郁，似乎还没从音乐中醒过来，便问她：“晓白，你发什么愣呀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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