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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什刹海冰场是当年最时髦的去处，到了这里你就别太张扬了，因为这里可是藏龙卧虎之地，“份儿”大的主儿有的是。你要是在冰场上看见一个不起眼的家伙向你叫板，可千万不要轻敌，闹不好这家伙在他家门口那一带就是个赫赫有名的顽主。

    钟跃民就见过一位，这位老兄每晚必到，他穿得衣衫褴褛，头戴绍兴式的破毡帽，腰上还扎了个破蓝布围裙。他的冰鞋也很奇特，居然是一双东北地区常见的毡靴，一副黑龙牌球刀用麻绳横七竖八地绑在毡靴上。此人的滑冰技术极好，他可以毫不费力地作出各种高难动作，引来一群群围观者。有一次他和钟跃民一伙打冰球，他单手持冰球杆带球像泥鳅一样满场乱窜，在钟跃民等七八个人的围追堵截下如入无人之境。在此之前钟跃民从来都认为自己是高手，这回可把他打傻了，打了半天连球也没摸着。后来他得知，此人绰号“三元子”，是西单一带的顽主。他是个垃圾清扫工，每次冰场散场后他还要去上夜班，他的工作是用铁锹将垃圾铲到卡车上，然后跟车到郊外的垃圾场卸车。此人很有些“垮了的一代”的风范，以破烂的工作装为时髦，在一片将校呢军装之间显得标新立异。别看这三元子是个垃圾工，“老兵”和流氓们都买他的账。有一次冰场上来了一伙初来乍到的顽主，他们见三元子穿得像个乞丐，便想拿他寻开心，结果犯了众怒，被百十号顽主打得抱头鼠窜。

    1968年的北京顽主要是不去冰场的话，那么他就没有资格自称顽主。冰场除了具备玩耍和拔份儿的功能外，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功能，那就是社交。顽主们既是江湖中人，总要结交四方好汉，你认识的人越多，份儿就越大。想做顽主中的成名人物，除了讲义气，结交人广外，自己也要心毒手狠，不然谁服你？像《水浒》里的宋江，光知道练嘴假仗义，自己没半点儿拳脚功夫，这种人到1968年可就吃不开了。

    钟跃民每次来冰场，头半个小时不能去滑冰，他得先应酬。他的熟人太多，礼数得尽到了，和这位握握手，和那位抽根烟，要是有他同时认识的两伙顽主碴起架来，他得去做和事佬，给双方说和说和。他的自尊心比较强，要是有一方不给他面子，执意要打，钟跃民就会觉得对方不太懂事，连钟跃民的面子都不给，这不是找揍吗？他往往是劝着劝着就参加了战斗，帮助一方和另一方干起来。

    袁军是个纯粹的好战分子，一见别人碴架他就激动得难以自抑，至于跟谁打并不重要，若干年后的那句口号“重在参与”，袁军早就身体力行了。

    钟跃民在冰场的入口处碰见几个住在红霞公寓的哥们儿，正在寒暄，这时郑桐兴冲冲滑过来：“跃民，那两个妞儿又来了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连忙向那几个哥们儿告辞：“哎哟，对不起了，我那儿有点儿正事儿，一会儿见吧。”

    红霞公寓的李延军开玩笑道：“你丫能有什么正事儿呀，不就是拍婆子吗？留点儿神，别拍炸啦。”

    周晓白和罗芸互相搀扶着，正在小心翼翼地练习滑冰。钟跃民一伙人从远处以冲刺的速度飞驰而来，在姑娘们面前猛地横过冰刀停下，冰刀在冰面上刮起一道道白色的冰雾。周晓白抬头看见钟跃民，微微一愣，继而又露出了顽皮的笑容。上次耍了钟跃民一把，她有些不好意思。

    钟跃民看着周晓白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：“不够意思，真不够意思。”

    周晓白假装不明所以，笑着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    “那天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，好歹我也算是你们的教练吧？我的学生受人欺负，我这个当教练的能不管吗？结果教练挺身而出，差点儿挨了一顿揍，可学生呢，却连影儿都没有了。太让人寒心了，以后谁还敢做好事？”

    罗芸笑道：“你们不是说要给人家办学习班吗？又不是去打架，怎么会挨揍呢？”

    袁军解释说：“我们和那几个坏小子苦口婆心地讲道理，帮助他们改邪归正，可那几个小子根本就油盐不进，还要揍我们，没办法，我们只好奋起自卫了。”

    周晓白十分不解：“说了半天还是打架嘛，我真闹不懂，你们这些男孩子究竟是怎么啦？简直把打架当成一种乐趣，还特别残忍，动手还不算，还要动刀。我想问问，你们究竟是怎么想的？”

    钟跃民搔搔头皮想了想：“这个问题没想过，因为大家都是这样，你要是老老实实的，别人就会来欺负你，你要不想打架就只能选择挨揍。比方说，你走在大街上，对面过来一群人，你看了他们一眼，你猜他们会怎么说？”

    “怎么说？”

    “‘犯他妈什么照，找抽呢是不是？’你听听，这是人话吗？”

    周晓白叹了口气：“真野蛮，现在的男孩子怎么都像好斗的公鸡？我记得以前可不是这样，那时候在学校里大家都比谁功课最好、谁品学兼优，谈得最多的是理想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心中暗笑，这傻妞儿，这都哪年的皇历了，这年头儿谁还谈理想？他冷笑道：“那不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的时候吗，现在谁要是说我是乖孩子，我听着就跟骂人差不多。”

    袁军也摆出一副历经世事的样子：“现在讲的是谁能打架、谁敢玩命、谁手黑，谁就有份儿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接着说：“当然了，打架是我们的专业，我们还是挺敬业的。业余时间我们可以听听音乐、看看书。你看过《基督山伯爵》吗？那本书写绝了，不看一辈子后悔。”

    周晓白点头表示赞同：“我看过，我们家有这本书，是挺好看的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一听，眼睛一亮：“你们家有？太好了，能借我看看吗？”

    “你不是刚说你看过吗，你到底看过没有？”

    “有个哥们儿借这本书给我，只能看一夜，第二天早晨就得还。我看了整整一夜，只看了一大半，后面的故事就不知道了，急得我直拿脑袋撞墙。”

    “噢，是这样，那么我可以考虑，要是你表现好，我就借给你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是真喜欢这本书，不过，这可不是他的目的，借书是个最好的借口，有借就有还，这一来二去的，什么事都能办了。他作出兴奋状：“真的？那我一定好好表现，请党和人民在斗争中考验我。对了，《红色娘子军》的芭蕾舞剧要公演了，你看不看？”他使出最后一招撒手锏，按他的推算，只要把如此紧俏的芭蕾舞票亮出来，这妞儿就算是摆平了。

    果然，周晓白兴奋得脸都红了：“你有票？太好了，我从小就喜欢芭蕾舞，还去少年班学过呢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得意地说：“你看，我这个教练没白认吧？又教你滑冰，又带你看芭蕾舞，好事都让你赶上啦，那本书……”

    “别臭美了，不就是两张破票吗？不带我去我还不稀罕呢，哼，我最烦别人和我讲价钱。”

    郑桐不爱听了：“什么？破票，这票来得容易吗？我们排了整整一宿队，冻得哥儿几个跟孙子似的，后半夜我和袁军困得实在扛不住了，在一个商店门洞里刚眯一会儿，钟跃民这孙子拎着块砖头就过来了，一砖头就把人家商店的玻璃……”

    钟跃民连忙打岔：“我说时间不多了，还一个小时就散场了，你们得抓紧时间练练。现在我正式授课，你们要好好学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就你们俩这水平可真够给我丢份儿的，到时候人家一问谁是教练，有人说是钟跃民，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？没办法，就这水平我也得教，谁让我有责任感呢？”

    周晓白嘴一撇：“钟跃民，你贫不贫呀，谁稀罕你这破教练？”

    袁军匆匆滑过来：“跃民，那边有两拨人碴起来了，是外交部的杜卫东和和平里的地雷他们。”

    杜卫东是钟跃民的哥们儿，他不能不管，这边已经初战告捷，无须留恋，他抬脚就要走。

    周晓白知道他们又要去打架，连忙试图制止：“钟跃民，你怎么走了，还教不教我滑冰了？”

    “一会儿回来再教。”

    “别去打架，好吗？”

    “不行，杜卫东是我朋友，我能不管吗？”

    “钟跃民，你要非去，以后就别理我。”周晓白赌气地说。

    钟跃民只当是废话，这妞儿脑子有病，还没怎么着呢，就管起人来了，这会儿就是钟跃民他爹在他也不能不去。

    他没理周晓白，转身和袁军等人向人声喧闹处滑去。

    在京城众多的顽主中，杜卫东算个另类人物，首先他的来路很成问题。在干部子弟的圈子里，谁家老头儿是哪个山头的，这很重要，这关系到你是什么来路的问题。譬如两个以前并不认识的干部子弟，第一次见面要“攀道”，首先就是问问“你爸爸当年是哪部分的”，这一般都是指抗战时期他们的父辈属于哪个部队。干部子弟们把时间的坐标定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有道理的，因为抗战时参加革命的干部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已成气候，到了“**”前，他们的级别一般都在司局级以上。至于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参加革命的干部，一是年龄较轻，二是级别较低。在一些高干子女眼里，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工作的干部是不值得一提的，因为那会儿共产党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，其规模已成气候，军队也达到上百万人。干部子弟们开口“攀道”，侃的都是抗战或红军时期的家世。他们“攀道”是有些规矩的，如果你的父亲是新四军系统的，对方先要问问是几支队的或是几师的。这种问法是很内行的。你要是张嘴就说“我父亲1938年在新四军五师”，那就是找挨骂呢。因为新四军的建制以1941年的皖南事变为分水岭。皖南事变之前军部以下的建制为4个支队，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宣布为“叛军”，被撤销了番号，是共产党自己重建的。重建后的新四军扩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，所以说1938年的新四军还没有师的建制。如果他们的父辈是八路军系统的，则要问问是属于哪个军区的、几分区的，原因是抗战初期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大多集中于晋察冀一带，晋察冀军区是八路军于1938年4月在华北完成了战略展开后组建的第一个军区，下辖若干个军分区。可别小看了这个不起眼的军分区，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，当年的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大部分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，成了手握重兵的“封疆大吏”。

    老百姓家的孩子都觉得干部子弟们脑子有毛病，两个不认识的人一见面，张嘴就是“你爸是几分区的”，这不是傻逼是什么？由此看来，干部子弟这个圈子不是谁都能进入的，就这么几句简单的对话，你要是没有点儿党史、军史的基础知识，马上就会露馅，大部分干部子弟对党史、军史都是无师自通。

    杜卫东的出身和“几分区”并不搭界，他压根儿就不是中国人，而是个纯粹的日本人。他的父亲杜源平五郎是外文编译局请来的外国专家，长期在中国工作，杜卫东从小就生长在北京，说得一口京油子话。“**”前他不叫杜卫东，叫什么谁也想不起来了，反正是日本名字。1966年红卫兵运动兴起时，北京的大学、重点中学，都有外国留学生。这些外国学生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“**”。在北大附中读初二的杜卫东表现得比他的中国同学还要激进，他把自己的日本名字给改了，改叫“杜卫东”，意思自然是要保卫毛**了。他很执着，不管毛**是否需要他保卫，反正他是打算保卫到底了。

    “**”开始后，杜卫东也和中国的红卫兵一起造起反来。不知为什么，他莫名其妙地把自己也划为“干部子弟”，愣说他爸爸享受司局级待遇，勉强也算是“高干”。老红卫兵的历次活动——成立红卫兵纠察队、以“联动”的名义冲击公安部等他都参加了。

    “大串联”开始后，他联络了几个日本孩子，也扛了面红旗徒步去“长征”。在延安枣园，杜卫东向接待方提出，他们是日本左派，是来中国取经的，回去准备在东京进行武装起义，推翻日本反动派的统治。在未来的战斗中，他们可能会牺牲，在牺牲之前他想在毛**住过的窑洞里睡一夜。对于一个马上就要牺牲的人来说，这个要求并不算过分，接待方同意了他的要求。但由于有这类要求的外国人太多，所以作了一些限制，每人只能在毛**住过的窑洞里睡两个小时。杜卫东睡了两个小时还觉得不过瘾，又花了两天时间排队，再度体验了一次毛**住窑洞的峥嵘岁月。从延安出来，他们又徒步“长征”去了韶山，他神情肃穆地对身边的几个日本哥们儿说：“如果毛**当年不走出韶山去革命，中国会像今天的日本一样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！”

    当然，这都是杜卫东1966年、1967年这两年的表现。他是个喜欢跟潮流的人，既然杜卫东也属于“老兵”圈子里的人，那“老兵”干什么杜卫东当然也干什么。时间进入1968年，当年的老红卫兵们在政治上早已失势，他们心灰意冷地远离了政治，干起了打架、拍婆子的勾当。此时的杜卫东自然也不会闲着，他也弄了身将校呢穿上。他父亲杜源平五郎的工作关系归外国专家局管理，于是杜卫东也像北京大院里的孩子一样，对外交谈时总有个归属问题，所以他自称是“外交部的”，也成了地地道道的京城顽主。

    钟跃民有时碰见杜卫东就拿他开心：“卫东，你丫怎么还没走？”

    杜卫东说：“我他妈走哪儿去？”

    钟跃民说：“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？咱们那东京武装暴动的计划可是两年前就制订好了，怎么现在还没动静？要都像你这样磨磨蹭蹭，世界革命还干不干了？咱不是最后还要到美国打白宫吗？”

    杜卫东说：“狗屁，那不是两年前的作战计划吗？早他妈改戏啦，攻打东京那样的大城市，咱们的力量够吗？这分明是‘左倾’盲动主义，万一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算谁的？咱还是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，世界革命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儿，着什么急呀。我现在的工作性质变了，主要是发动群众，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。”

    这些套话都是从当时的广播中学来的，成了钟跃民等人穷开心的语言。

    杜卫东到底是大和民族的种儿，打起架来心毒手狠，骨子里有种嗜血的渴望。他和钟跃民合伙打过几次群架，杜卫东总是带着刀子，出手便见血。钟跃民从杜卫东身上体会到老爸当年和日本鬼子打仗的确很不容易，这小鬼子真是挺强悍的，难怪当年战争打了8年才惨胜。

    冰场的一角，两伙青年正准备进行一场厮杀，冰场的各个角落仍然有人流涌向这里，人越聚越多。

    杜卫东穿着一件黄呢子军装上衣，他最近喜欢剃光头，大冬天的故意光着刮得泛青的脑袋，显得很是与众不同，他正和一个穿棉军大衣的青年对峙着。

    穿军大衣的青年从袖子里掣出了一柄日本****，刺刀在水银灯下闪着寒光，他沉着地提刀在手，问：“哥们儿怎么称呼？”

    杜卫东接过***下人递来的斧子，漫不经心地回答：“外交部杜卫东。你呢？也报报名嘛。”

    那青年笑了笑说：“和平里的，人称‘地雷’。”

    杜卫东嘲讽地说：“绰号倒挺唬人的，干吗不叫‘***’？”

    地雷冷冷地回答：“哪儿这么多废话，咱是单练呢还是一起上？”

    “随便，我奉陪就是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带着袁军等人从圈子外面挤进人群，杜卫东微笑着向他点点头打招呼：“跃民，咱们可有日子没见了，你丫最近忙什么呢？”

    钟跃民问：“卫东，怎么回事？”

    地雷轻蔑地上下打量着钟跃民。

    杜卫东懒洋洋地说：“谁知道怎么回事，有个小子不长眼撞了我一下，我给他两个嘴巴，这哥们儿就不干了，说我打狗欺主，我打了又怎么样，谁让他不长眼？”

    地雷露出一脸凶相：“我看你是活腻了。”

    杜卫东说：“跃民，你用不着出手，在旁边看会儿热闹，等我剁了丫的，一会儿请你去老莫吃饭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伸手拦住杜卫东，转身问地雷：“你是和平里的，吴平津你认识吗？”

    地雷绷着脸道：“别跟我提这个，我谁也不认识，就认识我这把刀。”

    袁军从挎包里抽出菜刀：“给脸不要脸是不是？我剁了你丫的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拦住袁军：“冰场上不是打架的地方，谁把谁放倒了也脱不了身，我看咱们约个地方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地雷把刺刀揣回袖子，无所谓地说：“好啊，那咱们就约个地方，后天上午10点在月坛公园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杜卫东收起斧子道：“就这么说定了，谁不去谁是孙子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向围观的人群说：“行啦，不是说好了吗？大伙都散散，都别扎在这儿，冰面都快被压塌了。”

    人群渐渐散去。

    杜卫东铁青着脸对钟跃民说：“跃民，后天带上你的人给我助助威，我非剁了这小子不可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大包大揽道：“没问题，我肯定去。这小子叫地雷，和平里有这一号吗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我看这孙子是欠收拾，后天你能叫多少人去？”

    杜卫东回答：“有个百十号人就够了，再多了就耍不开了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说：“人多了就打不起来了，这我有经验，两拨人里肯定有互相认识的，一打招呼，得，说合吧。”

    杜卫东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去了再说吧，我倒希望和那个地雷单练一场。”

    袁军见这场架没打起来，觉得很扫兴，便埋怨钟跃民多管闲事：“你跟他废什么话？上去一菜刀剁了丫算了，还和他约什么？没准儿到了后天我还懒得去了呢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忽然想起了什么：“咦，袁军，你还欠我一顿饭呢，好像是新侨饭店吧，你怎么连提也不提啦，装糊涂是不是？”

    袁军一脸的无辜：“是吗，我怎么一点儿印象也没有，你是把梦里的事当真了吧？”

    钟跃民抓住袁军的胳膊一拧，问道：“看来我得提醒你一下，再仔细想想，想起来没有……”

    “哎哟，你丫轻点儿，想起来了，我终于想起来了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，明天……明天就去，行了吧？”

    “这就对了，年纪轻轻的记性怎么这么差？看来提醒一下是很有必要的。”

    1968年的北京，偌大一个城市，只有两家对外营业的西餐厅：一家是北京展览馆餐厅，因为北京展览馆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的，当时叫苏联展览馆，它的附属餐厅叫莫斯科餐厅，经营俄式西餐。中苏关系恶化以后才改成现在的名字，但人们叫惯了以前的名字，一时改不过口来，北京的顽主们干脆叫它“老莫”。另一家西餐厅是位于崇文门的新侨饭店，经营的是法式西餐，不过这种法式西餐已经完全中国化了。

    这两家西餐厅是当时京城的顽主们经常光顾的地方。其中的新侨饭店用餐环境还算是比较考究的，墙壁上挂着装饰性的油画，内容也不显得很激进，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，每张餐桌上都摆放着精致的桌牌和一种用玻璃制成的调料容器，椅子都是带弹簧的软椅，椅垫和椅背都套着米黄色的布套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这里的女服务员都很年轻，而且没有太丑的。

    袁军自从卖古瓷瓶得了笔钱后，一直过着“花天酒地”的生活，说话都比以前气粗了，感觉上已是一览众山小了。他的这种感觉得到钟跃民、郑桐等人的怂恿，大伙儿巴不得袁军保持这种富人的感觉，直到这笔钱花完为止。于是大伙儿见了袁军就拼命吹捧，都说袁军是个仗义疏财的汉子。什么叫顽主？首先是仗义，一掷千金，拿钱不当钱。郑桐说他平生最烦的就是抠抠搜搜，有点儿钱就恨不得在贴身裤衩上缝个兜儿，把钱藏进裤裆里，那叫爷们儿吗？袁军不是傻子，他当然知道哥儿几个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客气，但是不管真的假的，互相吹捧总比互相诽谤要好。何况这笔钱明摆着得花光了算，不然他们能饶了你？总之，无论他们是吹捧你还是诽谤你，结果都一样，不如主动点儿，落个仗义疏财的好名声。

    钟跃民、袁军、郑桐、二毛子等人围坐在新侨饭店的餐桌前闹闹嚷嚷地点菜，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女服务员站在一边准备记菜名。

    郑桐问：“同志，有卤煮火烧吗？”

    大伙儿都坏笑起来。

    女服务员一愣：“对不起，这是西餐厅，不卖卤煮火烧。”

    袁军学着山东腔说：“同志，您这里有带料加工服务吗？俺这儿还带着烙饼哩，能给俺烩烩吗？”

    女服务员恼怒地盯着他们，不说话。

    袁军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同志，俺不让你们白服务，俺给加工费，俺那地界的大车店都有带料加工，这同志，看不起俺乡下人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息事宁人地说：“同志，您别理他们，这都是我家亲戚，从乡下骑着毛驴来的，没见过世面，您多包涵。我也烦他们，可谁家没几个穷亲戚呢？不怕您笑话……”他用手指着袁军，“这是我表弟，好几年没来了，您猜他给我家带了什么礼物？您猜不出来？我告诉你吧，他拎了一个整猪头……”

    郑桐等人大笑起来。

    袁军笑道：“跃民，你丫就挤对我吧，这顿饭哥们儿还不吃啦。”他站起装作要走。

    郑桐等人一拥而上把他按坐下：“别价，你走了谁结账呀，这不明摆着威胁哥儿几个吗？”

    钟跃民一本正经地开始点菜：“不说了，不说了，点菜，第一道菜，嗯，奶油沙司圆肉饼。这样吧，这肉饼每人照着半斤上。”

    郑桐等人又大笑起来。

    女服务员大概是经常遭到顽主们骚扰，她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态：“这是一道菜，不是肉饼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故作惊讶：“不可能，这明明写着是肉饼嘛，还是圆的。”

    女服务员轻蔑地瞪了他一眼扭头走了。

    钟跃民一伙更得意了，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。袁军迅速把一套餐具装进挎包，然后是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。钟跃民摸摸软椅的布面称赞道：“这椅子不错，坐着挺舒服的，我那儿正缺把椅子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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